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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高原，那片远离尘嚣、接近天空的地方，石头作为大地的一部分，是时光里的低语者。

高原的石头，被岁月雕琢，被风霜刻画，每一道裂痕、每一处凹陷都是时间的印记。它们或矗立于山巅，俯瞰着大地；或散落于草场，与羊群为伴。它们的外表或圆润光滑，记录着风沙打磨的痕迹；或棱角分明，彰显着地壳变动的沧桑。在阿里高原的天地间，这些石头静静诉说着过往，也默默见证着现在。

阿里的边防军人与这些石头为伴，共同经历风霜雨雪。边防军人常常需要翻越连绵的雪山，穿越湍急的冰河。疲惫时，他们倚石而憩，石头给予他们坚实的支撑；孤独时，他们向石倾诉，石头倾听他们内心的声音；路面被积雪覆盖时，石头就成了前进的路标。

在阿里高原的某个角落，有一块特别的石头，被官兵称为 “忠诚石”。“忠诚石” 是一块巨石。它形状规整，宛如一群屹立不倒的战士排列成队伍，眺望着远方雪山。每到休息日，夜幕降临，星光点点，官兵便会围坐在 “忠诚石” 旁，讲述着彼此的趣事和心中的畅想。“忠诚石” 成为大家的 “知心朋友”，静静聆听着官兵诉说。

高原石也为官兵提供了很多便利。宿营地雪天较多，积雪融化后，地面常常泥泞不堪。官兵从河床、山腰处捡来石头，齐心协力铺就一条石头小径。官兵闲暇时，还会创作石头画。他们会在巡逻路上随手捡起形态各异、造型奇特的石头，带回来清洗干净晾晒好，然后用刷子涂抹颜料，把训练和生活的场景浓缩在小小的石头上，形成高原连队独特的 “石头文化”。

高原石在官兵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让平淡的守防岁月多了一抹亮丽色彩。高原石也见证了一茬茬戍边军人的坚韧与奉献。它们与官兵共同守护着这片美丽的土地。石头无言，却蕴含着丰富情感与无穷力量。斗转星移，阿里高原的石头不改其坚毅本色，阿里的边防军人亦如磐石般屹立。

僧德殊家水帘求予咏^①

王安石

淙淙万里落石颠，皎皎一派当檐前。

清风高吹鸾鹤唳，白日下照蛟龙涎。

浮云妆额自能卷，缺月琢钩相与县。

朱门试问幽人价，翡翠鲛绡不直钱。

【注】①这首诗是至和元年（1054年）四月，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期满，回金陵老家探亲，路过白荡湖登临浮山时所作。水帘：水帘洞，在金谷岩西侧，即滴珠岩。因“常泻四时雨，别当一洞天”，故得其名，悬瀑奇观，当为国内罕见。

权利所在，小人之所必。晋会稽王道子得政之久，末年有疾，加以昏醉。其子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刺史及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遂自为扬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职，于是大怒 ， 而无如之何。其后又加元显录尚书事。先是谢安薨后，道子已录尚书，至是更为长夜之饮，政无大小，一委元显。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道车骑填凑，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蔡京、蔡攸父子俱贵，权势日相轧，轻薄者互煽摇以立门户，由是父子遂为仇敌。攸别赐第，尝诣京，京方与客语，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握父手为切脉状，曰：“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有疾乎？”京曰：“无之。”攸曰：“禁中适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窃窥得其事，以问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辈欲以吾疾罢我也。”居数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绦钟爱于京，数白徽宗，请杀之。徽宗曰：“太师老矣。”不许，但削绦官而已。此四臣者，卒皆贻家国之祸。善乎康节先生之言曰：“人之所谓亲，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谓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则父子过路人远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犹或夺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则过之，固无相害之心焉，无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则路人与父子又奚择焉？路人之能相交以义，又何况父子之亲乎？夫义者，让之本也；利者，争之端也。让则有仁，争则有害，仁与害何相去之远也！尧舜人也，桀纣亦人也，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异尔。仁因义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义，则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 ， 岂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节选自《宾退录》）

干草（节选）

宋学武

我和妻旅行结婚，转了大半个中国，下了火车上汽车，马上就要回到我的辽北家乡了。我似乎已经感受到一股淡淡的乡土气息，仿佛闻到了家乡的炖菜和草香，恨不得一下子飞到那块土地上。

家乡没山没水，只不过一岭黄沙，几撮泥房，几缕炊烟罢了。唯独可以向妻炫耀的，就是门前那片大草甸子。那是我记忆中的一片草原。可是，草甸子几经沧桑，多次变迁，现在究竟什么样了，我已全然不知。临行前，我曾经问过草甸子的事，家里来信说，你回来就知道了。

是的，我就要回来了。我就要知道了。可是妻能感兴趣吗？我不妨先把我记忆中的草甸子讲给她听。

草甸子离我家只有一里之遥，不很大，宽不过五里，长也不过十五里。后来，我有幸到过呼伦贝尔大草原，草甸子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比较起来，简直太小了，小得实在可怜。可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它却是那么辽远，那么空阔。我常常躺在深深的草丛中，吸吮着草的芳香，仰望着浮动变幻的白云，想象着远处天地相接的地方。

中午或者晚上，常常看到一个光着膀子或者光着膀子披着蓑衣的老人在草甸子上巡视，那是看守草甸子的磕巴舅舅——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磕巴舅舅何以成为我的舅舅，也许很早很早以前，他和姥姥家有点沾亲带故吧。乡亲屯亲，两方世人也是亲。如果考查起来，农村自然村落之间，总能找到最初的血缘关系。

经常和我一块去草甸子上玩的是小草和邻居家的大青哥。大青哥姓郑，大名郑国维。听这个名字很是有点气魄，寄托了庄稼人的无限希望和憧憬，对民族，对国家，对自己，对后代。小草只小我一岁，是磕巴舅舅的独生女儿，三岁上死了娘，父女俩相依为命。

我们三个极要好，常常结伴到草甸子上捉蚂蚱。我们在绿绿的草地上奔跑，惊起一群群蚂蚱翻飞。但这东西很机灵，很敏捷，我们怎么也捉不到。有时为捉一只“扁担钩”（扁担钩：一种大蚂蚱，长腿、尖头，成扁担钩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追一程，它就飞一阵，我们停下来，它也停下来，好像故意引逗着我们。当我们真的认真起来穷追不舍的时候，那东西却展开银亮的翅膀远走高飞了。

磕巴舅舅说话不利索，断断续续的尽逗点儿。大人们常常拿他开心、取笑，孩子们也常常学他、乐他，他从来不生气，反倒觉得这很好，好像能给别人带来一点快乐。据说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向他问路：“老、老乡，到县城怎、怎么走?”磕巴舅舅惊异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就是不肯回答。陌生人有点火了，骂骂咧咧地走了。他才憋红了脸，十分认真地对过路旁观的乡亲说，“不是我、我、不告诉他，我是怕他说、说、说我学他。”

磕巴舅舅还会用草梗编织各种各样的草制品。什么花篮、器皿、草帽、蓑衣、蝈蝈笼，都会。而且选择各种颜色的草梗编成各种图案，什么花鸟、人物、山水、禽兽，都有。总之，男孩子玩的，女孩子戴的，大人们用的，屋里边摆设的，他都编。几乎家家都有他的“作品”。现在想来，这些草制品真不知道要比城里卖的好些工艺美术品强多少。

中午，天空没有一丝儿云，炽热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草甸像疲倦了的大海。磕巴舅舅把那把大扇刀骑在胯下，“刷——刷——”地磨着。不时用指甲试试刀刃。刀头是新换的，好像还不那么锋利。长长的刀柄不知用了多少年了，手握的地方被汗水浸渍，让老茧摩擦，已经变细、发亮，呈着暗红色。他对草的长势一定很满意，从他那隐藏笑意的皱褶里和映着绿波的瞳仁里，看得出他爱这草甸子，爱这贫瘠的、熟悉的土地。

一过立秋，挂锄了，草也成熟了，大家便开镰割草。男人们打草用大扇刀，妇女和孩子们用镰刀。扇刀把长、镰宽、刃利，刀和刀把成仰角，一抡就是一个扇面形，一会儿就是一大片。但扇刀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不仅凭力气，还得有技术。

只见磕巴舅舅光着膀子，赤着脚，脖子上搭个被汗水浸透已经变黑了的破毛巾，叉开双脚，用扇刀打草，正打反合，左右开弓，刀片贴着草根、地皮，“刷——刷——刷”，随着这悦耳的、有节奏的“刷刷”声，双脚一点一点向前挪动，赤脚踏着茬子，硬是踩出两条平行线，一趟一趟新打的草甸子，在他脚上延伸，延伸……像刚刚犁过的田垄。他那赤条条的脊背，由于长期被太阳烤炙，闪出紫蓝色的光，仿佛镀上了一层珐琅。

我、大青哥、小草这么大的一群孩子，这会儿便分别跑到自家的园子里，掰来几穗青嫩的包谷，削几根树签把包谷插在草地上，下边拢起一堆干草，点燃，火借风势，干草烧得噼噼剥剥地响，散发出浓重的苦艾味，就连烧熟了的包谷也染了这种草香。我们吃，大人们也吃，谁赶上了谁就吃。那滋味，绝不比城里人把面包、香肠、啤酒带到郊外进行野餐差多少。庄稼人苦是苦点儿，但庄稼人有庄稼人的乐趣。

“太美了，你是不是在作田园诗？！”妻大概被我的情绪所感染，或者是被草甸子迷人的景色所激动，脸上闪出动人的光。

“离家还远吗？草甸子还在吗？大青哥、磕巴舅舅现在在哪儿？对了，还有那个小草。”

我真不知怎么回答她好。因为草甸子实在太平凡了，磕巴舅舅、大青哥、小草也实在太平凡了。但，心灵在呼唤我，借着妻子的发问，于是，我将这平凡的草甸子以及草甸子上平凡的人物继续讲下去……

（有删改）

材料一： 

为了让五言诗创作和批评走上正轨，钟嵘尝试从五言诗的文体类属和诗体类属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从文体类属看，诗作为众多文体中的一种，有其独特的属性。钟嵘继承了陆机“诗缘情”、《毛诗序》“诗者咏吟性情”以及孔子“诗可以怨”的观点，认为诗作为文体中的一种，其本质在于抒发情感。故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这里所谓的“性情”“吟咏”“怨”即表达了钟嵘关于诗歌这一文体的本质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诗咏性情”的传统观点在当时已成人们的共识，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而裴子野《雕虫论》所谓“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则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钟嵘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他特别强调了诗歌吟咏之“情”的性质问题，即要抒发“怨情”“哀情”“悲情”。 

再从诗体类属来看，五言诗作为众多诗体中的一种，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之后，已经发展成熟并取代了四言诗的主导地位。因此，钟嵘在回顾和总结五言诗史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他的“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五言诗“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毫无疑问，钟嵘的这一观点具有独创性，它一方面顺应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也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五言诗的某些本质属性。比较而言，刘勰的观点就不免保守，《文心雕龙•明诗》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而稍后的萧子显则站在了钟嵘的一边，《南齐书•文学传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 

这样，从文体类属的诗者“吟咏情性”和诗体类属的五言为众作之“有滋味者”两个层面，钟嵘为我们寻找到五言诗的本质属性。此即为五言诗创作和批评之根本“准的”。 

（摘编自林英德《钟嵘＜诗品＞体论探析》）

材料二： 

钟嵘是一个有个性、有理想的诗学批评家，他因不满当时诗歌创作和评论的混乱局面，为确立诗歌评论的合理标准而撰《诗品》，因此《诗品》中对刘宋各诗人五言诗创作的品评体现了他独特的诗学思想。 

“雕而无露”的自然思想。作为中国诗学理论重要审美范畴之一的“自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钟嵘的《诗品》便是以“自然”为理论核心，并且赋予自然“雕而无露”的内涵。一方面，这种自然观认为诗歌创造是作家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反对“用典”之风，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自然本色，反对刻意雕琢的藻饰之美。另一方面，钟嵘的这种自然观，并不是彻底否定文采，而是希望对辞藻适当地进行雕琢、锤炼而至于“自然”。被后世尊为最得“自然”之精髓的陶潜，钟嵘认为他的诗“文体省静”“世叹其质直”，多朴素自然的“田家语”，因而从“雕而无露”的自然观出发，把陶潜置于中品。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的谢灵运便相对全面地表现这种独特的自然思想，钟嵘评谢诗云：“譬尤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可见，谢诗能够由“辞彩”而返于“自然”，做到雕琢而不露痕迹。钟嵘欣赏谢灵运这种“琢磨之极，妙即自然”，因而把他置于上品。任何诗歌都需要通过主观的情思，因此完全“自然而然”的诗歌是不存在的。诗歌的“自然”必定包含着创造，而这种最高明的创造是不留雕琢痕迹的。 

“情兼雅怨”的情性思想。钟嵘非常重视诗歌的情性，认为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以雅、怨为主。在《诗品•序》的开篇，他便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指出诗歌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性情受到外界事物的刺激和感召，四时景物，社会万象，都可以成为人们创作诗歌的缘由，因此这种雅、怨情感的抒发也成为诗歌创作的根源。刘宋时期的诗人把情感作为诗歌表现的范畴，同时情感的抒发也产生许多诗篇，通过钟嵘对刘宋诸诗人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他“情兼雅怨”的情性思想。首先，钟嵘的“情”多以“悲怨”为主，是仕途不得志的人生状态下的情感宣泄。 

同时钟嵘也指出这种怨愤之情是在苦难的现实和个人遭遇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使诗歌具有充实的社会内容。钟嵘评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可见钟嵘对陶潜的品评，着眼于其拟古和咏史诗中现实苦难和个人遭遇刺激下的怨情，同时也挖掘出其诗歌表现的深层社会内涵。颜延之出身于次等士族，在仕途上颇为不顺，钟嵘对他的评价是：“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字一句，皆致意焉”可见苦难的人生际遇使他的诗歌具有深沉的情性。鲍照是刘宋时期寒素士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作品最直接地体现了他的真情实感。他对现实种种不平的怨愤，促使他写下《代贫贱苦愁行》等许多诗作，钟嵘谓“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便是对其不遇之志的同情。其次，钟嵘也重视诗歌中“雅”的情性。如他说颜延之“经纶文雅”，说谢庄“气候清雅”，而认为鲍照“颇伤清雅之调”，可见他反对过度的怨愤，而重视诗歌所表现的“雅”的情性。 

“自然”和“情性”是钟嵘诗论的双翅。“自然”作为钟嵘诗歌风格论的第一要义，与关于诗歌本质论和发生论的“情性”联系密切，二者共同构成钟嵘独特的诗学理想。 

（摘编自武金芝、赵彦辉《从＜诗品＞对刘宋五言诗的评价看钟嵘的诗学思想》）

①未来的你是想变成一篇小说还是一首诗？

②如果让你选择一个跟你同行旅游的人，你会选谁？李白、杜甫、苏东坡。

③一个文化公司想聘请你做销售，在《红楼梦》与《西游记》之间，你更愿意选择哪一本去销售？

④读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后，你会变得更谦卑还是更骄傲？

在新浪微博的留言区，作者提出了上述四个问题。如果你是受邀网友，请从上述问题中选择其一，发表现场演说，体现你的选择与思考。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 字。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长时间盯着一个字，自己好像就不认识它了，产生了短暂的陌生感。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语义饱和”。

“语义饱和”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当你仔细观察一个字，你的视觉系统会将这个字的图像信息传递给你的大脑。大脑随后会解析这个图像，并将其与已存储的信息进行匹配，从而识别出这个字的具体含义。所以，我们在看到字的那一刹那， A 。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盯着一个字看，大脑在持续接受相同信息的刺激后，神经元会感到疲倦，就会选择偷懒，甚至直接罢工。此时，我们看到的字就只有它的形状，而短暂失去了它的内涵。然而， B ，当我们闭上眼睛适当休息下或转头看一下其他事物，这种陌生感就会消失。

①研究发现，②一些中性的字词，③最容易出现语义饱和的情况；④最不易发生语义饱和现象的，⑤是那些消极情绪的字词。⑥人对于中性的字词来说没有很深刻的意义，⑦而消极的词语可能会起到警告的作用，⑧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⑨大脑会尽量避免出现语义饱和这种现象。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就，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国风音乐除了能带给人听觉上的享受，还颇有画面感。借助汉语表意的特性，国风音乐的歌词中往往____大量意象，如小桥、流水、冷月、红烛、青山、鹧鸪，当音乐响起时，美妙的乐声仿佛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欣赏音乐时，人们会被各种意象带入一种“古风意境”，仿佛____。

由于大量使用诗词古韵以及古典意象，国风音乐的总基调一般是____的、含蓄的，追求的是意境美、朦胧美。这使得国风音乐在情感表达上不像西方音乐那般直白，听众需要不断咀嚼歌词的含义，对作品进行欣赏，才能获得____的审美体验。

虽然歌词借鉴了古诗文，但又不像文言文那样晦涩难懂：虽然旋律吸收了传统戏曲元素，但又不像戏曲音乐那样拖沓缓慢。正是由于继承传统的同时大胆吸收时代元素的缘故，国风音乐才受到越来越多青少年的喜爱，呈现出清新的面孔。

次韵潘先生暮春感怀见寄

王十朋

缅想长安觉夜长，先生投老困文场。

几吟白雪眠萧寺^① ， 谁荐凌云达未央^②。

鼠目獐头多富贵，兔葵燕麦自悲伤。

感春情思如云乱，排闷题诗寄草堂。

【注】①萧寺：佛寺。②凌云：指《大人赋》。据史料记载，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而司马相如之所以能被汉武帝知晓是因为相如的老乡杨得意的推荐。未央：汉朝的宫殿名。

武王问太公曰：“敌人深入长驱，侵掠我地，驱我牛马；其三军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系累，为敌所虏。吾欲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为之奈何？”

太公曰：“如此者，谓之突兵。其牛马必不得食，士卒绝粮，暴击而前。令我远邑别军，选其锐士，疾击其后。审其期日，必会于晦。三军疾战，敌人虽众，其将可虏。”

武王曰：“敌人分为三四，或战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马。其大军未尽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军恐惧。为之奈何？”

太公曰：“谨候敌人，未尽至，则设备而待之。去城四里而为垒，金鼓旌旗，皆列而张。别队为伏兵。令我垒上多积强弩，百步一突门，门有行马。车骑居外，勇力锐士隐伏而处。敌人若至使我轻卒合战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完为守备。敌人以我为守城，必薄我城下。发吾伏兵，以冲其内，或击其外。三军疾战，或击其前，或击其后。勇者不得斗，轻者不及走，名曰突战。敌人虽众，其将必走。”武王曰：“善哉。”

（节选自《六韬·突战》，标点有改动）

材料二：

凡与敌战，若便利之地，敌先结阵而据之，我后去趋战，则我劳而为敌所胜。法曰：“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晋司空刘琨遣将军姬澹率兵十余万讨石勒。勒将拒之，或谏曰：“澹兵马精盛，其锋不可当，且深沟高垒以挫其锐，攻守势异，必获万全。”勒曰：“澹军远来，体疲力竭，犬马乌合，号令不齐，一战可擒也，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顾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谓不战而自取灭亡之道。”遂斩谏者。以孔苌为前锋都督，令三军后出者斩。设疑兵于山下，分为二伏。勒率兵与澹战，伪收众而北。澹纵兵追之，勒前后伏发，夹击，澹大败而退。

（节选自《百战奇略·劳战》）

文本一：

许是不至于罢（节选）

王鲁彦

风在四处巡游，低声打着呼哨。屋子惧怯地屏了息，敛了光伏着。岸上的树战栗着，不时发出低微的凄凉的叹息；河中的水慌张地拥挤着，带着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呜咽。一切，地球上的一切仿佛往下地，往下地沉了下去。

突然一种慌乱的锣声被风吹遍了村上的各处，惊醒了人们的欢乐的梦，忧郁的梦，悲哀的梦，骇怖的梦，以及一切的梦。

王家桥的人都在朦胧中惊愕地翻起身来。

“乱锣！火！火！……

“是什么铜锣？大的，小的？”

“大的！是住家铜锣！火在屋前屋后！水龙铜锣还没有敲！——快！”

王家桥的人慌张地起了床，都怕火在自己的屋前屋后。他们开了门出去四面地望屋前屋后的红光。——但是没有，没有红光！屋上的天墨一般黑。

细听声音，他们知道是在财主王阿虞屋的那一带。但是那边也没有红光。

自然，这不是更锣，不是喜锣，也不是丧锣，一听了接连而慌张的锣声，王家桥的三岁小孩也知道。

他们连忙倒退转来，关上了门。在房内，他们屏息地听着。

“这锣不是报火！”他们都晓得。“这一定是哪一家被抢劫！”

并非报火报抢的锣有大小的分别，或敲法的不同，这是经验和揣想告诉他们的。他们看不见火光，听不见大路上的脚步声，也听不见街上的水龙铜锣来接。

那么到底是哪一家被抢了呢？不消说他们立刻知道是财主王阿虞的家了。试想：有什么愚蠢的强盗会不抢财主去抢穷主吗？

他们恨强盗，他们怕强盗，一百个里面九十九个半想要做财主。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驱逐强盗呢？甚至大家不集合起来大声地恐吓强盗呢？他们和财主有什么冤恨吗？没有！他们尊敬财主，他们中有不必向财主借钱的人，也都和财主要好！他们只是保守着一个原则：“管自己！”

第二天，财主失窃后的第一天，曙光才从东边射出来的时候，有许多人向财主的屋内先后地走了进去。

他们，都是财主的本村人，和财主很要好。他们痛恨盗贼，他们都代财主可惜，他们没有吃过早饭仅仅洗了脸便从财主的屋前屋后走了出来。他们这次去并不是想去吃财主的早饭，他们没有这希望，他们是去“慰问”财主——仅仅是慰问一下。

“昨晚受惊了，阿哥。”

“没有什么。”财主泰然地回答说。

“这真真想不到！——我们昨夜以为是哪里起了火，起来一看，四面没有火光，过一会锣也不敲了，我们猜想火没有穿屋，当时救灭了，我们就睡了……”

“哦，哦！……”财主笑着说。

“我们也是这样想！”别一个人插入说。

“我们倒疑是抢劫，只是想不到是你的家里……”又一个人说。

“是哪，铜锣多敲几下，我们也许听清楚了……”又一个人说。

“真是，——只敲一会儿。我们又都是朦朦胧胧的。”又一个人说。

“如果听出是你家里敲乱锣，我们早就拿着扁担、门闩来了。”又一个人说。

“哦，哦！哈哈！”财主笑着说，表示感谢的样子。

“这还会不来！王家桥的男子又多！”又一个人说。

“昨夜到底有几个强盗？”一个人问。

“一个。不是强盗，是贼！”

“呀，还是贼吗？偷去什么？”

“偷去八只皮箱。”

“贵重不贵重？”

“还好，只值一二百元。”

“是怎样走进来的，请你详细讲给我们听听。”

“好的。”于是财主便开始叙述昨夜的事情了。

下午，在人客繁杂间，来了一个新闻记者。这个新闻记者是宁波 S 报的特约通讯员，他在小碶头的一个小学校当教员。财主照前详细讲给他听。

“那么，先生对于本村人，就是说对于王家桥人，满意不满意，他们昨夜听见锣声不来援助你？”新闻记者听了财主的详细的叙述以后，问。

“没有什么不满意。他们虽然没有来援助我，但是他们现在并不来破坏我。失窃是小事。”财主回答说。

“有些人又以为本村人对于有钱可借有势可靠的财主尚不肯帮助，对于无钱无势的人家一定要更进一步而至于欺侮了。——但不知他们对于一般无钱无势的人怎么样？先生系本地人，必所深识，请勿厌啰唆，给我一个最后的回答。”

“唔，唔，本村人许是不至于罢！”财主想了一会，微笑着回答说。于是新闻记者便告辞退了出来。

慰问的客踏穿了财主的门槛，直至三日五日后，尚有不少的人在财主的屋中进出。听说一礼拜后，财主吃了一斤十全大补丸。

（有删改）

文本二：

王鲁彦描写家乡的风俗民情，一方面对那片土地有深刻的眷恋，“用人道主义的情感去抚摸农民的累累伤痕，去舔干农人伤口的积血，另一方面，用无情的笔尖去挑开农人心灵创口上的纱布，用批判嘲讽的目光来藐视国民的劣根性”，表现出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精神。符合茅盾所言：“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性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的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的要求。

（摘编自周春英《论王鲁彦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特色》）

材料一：

我们在岸上看翻船，假想自己在船上碰着那些危险的境遇，心中是如何惶恐、焦急、绝望、悲痛。人类都有这种情感，将己心比人心，人的痛苦就变成自己的痛苦。痛苦的程度也许随人而异，而心中总不免有一点不安，一点感动，和一点援助的动机。这就是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人有恻隐之心只因为人是人，它是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

人遇着旁人受苦难时，心中或是幸灾乐祸，或是恻隐，全在一念之差。一念向此或向彼，都很自然，但在动念的关头，差以毫厘便谬以千里。念头转向幸灾乐祸，便欺诈凌虐，睁眼看旁人受苦不伸手援助；念头转向恻隐，则四海兄弟，守望相助。野蛮与文化，恶与善，祸与福，生存与死灭的歧路全在这一转念上面，所以这一转念是不能苟且的。这一转念关头关系如许重大，所以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宗教家，都紧握住这个关头。各派伦理思想尽管在侧轻侧重上有差别，各派宗教尽管在信条仪式上明显不同，但都着重一个基本德行。孔孟所谓“仁”，释氏所谓“慈悲”，耶稣所谓“爱”，都全从人类固有的一点恻隐之心出发。他们都看出在临到同类受苦受难的关头上，一着走错，全盘皆输，丢开那一点恻隐之心不去培养，一切道德都无基础，人类社会无法维持，而人也就丧失其所以为人的本性。这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极平凡而亦极伟大的发现，一切伦理思想，一切宗教，都基于这点发现。这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人类文化的泉源。

如果幸灾乐祸的心理起于人我的比较，恻隐之心更是如此。儒家所谓“推己及物”“举斯心加诸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指这种比较。所以“仁”与“恕”是一贯的，不能“恕”绝不能“仁”。“恕”须假定知己知彼，假定对于人性的了解。小孩虐待弱小动物，说他们残酷，不如说他们无知，他们根本没有动物能痛苦的观念。许多成人残酷，则大半由于感觉迟钝，想象平凡，心眼窄。这固然要归咎于天性薄，但与风俗习惯的濡染等也有关系。函人（造铠甲的人）惟恐伤人，矢人（造箭的人）惟恐不伤人，职业习惯的影响于此可见。希腊盛行奴隶制度，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不以为非；在战争的狂热中，耶稣教徒祷祝上帝歼灭同奉耶教的敌国。风气的影响于此可见，若习惯与风俗既成，要有很大的教育力量才可挽回转来。在近代生活竞争剧烈，战争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而道德与宗教的势力日就衰颓的情况之下，恻隐之心被摧残比被培养的机会更多。人们如果不反省痛改，人类前途将日趋于黑暗，这是一个极可危惧的现象。

（摘编自朱光潜《谈恻隐之心》，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作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认为同情心源于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有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自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线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

当然，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的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有删改）

未来不是一下到来的，它会一点一滴渗透进来。同理，过去也不会一下消失。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生病往往与饮食不洁、病菌感染等因素相关，然而，现代医学研究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高达70%的疾病与情绪有着   A  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很多人的健康问题并非仅仅源于外部的致病因素， (甲)。这意味着，不良情绪如同隐藏在身体内的“隐形杀手”，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健康防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情绪的变化似乎难以□□，有时甚至会脱离自己的掌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任何人都会生气，这没什么难的，但要能适时追所，以适当方式对适当的对象  B  地生气，可就难上加难。”

认知重构是一种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它帮助我们识别和挑战负面思维模式，从而改变情绪反应。当我们面对压力情境时，往往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些负面的自动思维，如“事情会变得很糟糕”“我不够好”等。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不妨通过认知重构来调节负面情绪：先识别负面自动思维可怕的预测是否总会成真，还是说你只是根据少数经验就武断地得出结论，以此来评估负面思维的真实性；接着，你花点时间仔细想想，用什么想法帮助自己更有效地应对负面情绪。认知重构并不是否认事实，而是通过改变自己的认知方式，改写负面思维的脚本。①通过认知重构，②可以让我们审视这些负面自动思维的合理性，③正视压力情境的客观性，④与负面自动思维保持距离，⑤朝着目标有意义的行动。

情绪表达也是维持心理健康的重要环节。将内心的情绪感受表达出来，无论是通过与亲朋好友倾诉，还是通过写日记、绘画等方式，(乙)。另外，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能够增强人们应对压力和负面情绪的能力。

送国棋王逢^① 
杜牧

玉子纹楸一路饶^② ， 最宜檐雨竹萧萧。

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

守道还如周杜史^③ ， 昼兵不羡霍嫖姚^④曾。

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

【注】①此诗作于围棋国手王逢赴京师参加棋会之际。②饶：围棋术语，指让棋。唐代围棋有让对方先着一棋的习惯。③周柱史：指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④霍嫖姚：指西汉名将霍去病。

材料一：

韩琦，字雅金，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时方贵高科，多径去为显职，琦恤滞管库，众以为非宜，琦处之自若。历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谏。时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在中书罕所建明，琦连疏其过，四人同日罢。凡事有不便，木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王曾为相，谓之曰：“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曾闻望方索，平所奖与 ， 琦闻其语，益自信。

(节选自《宋史·韩琦传》)

材料二：

公讳仲淹，字希文。公为将，务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筑青涧城，垦营田，复承平、永平废寨，熟羌归业者数万户。于庆州城大顺以据要害，夺贼地而耕之。又城细腰、胡芦，于是明珠、灭威等大族，皆去贼为中国用。公之所在，贼不敢犯。人或疑公见敌应变为如何？至其城大顺也，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舍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既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

(节选自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

材料三：

人之不能有全才也，唯其才之有所独优也。才之所规，遂成乎量。才所独优，而规之以为量，则量穷于所规，规之内有余，而规之外不足。观于韩、范二公可见矣。韩公之才，勗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俎，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而范公异是。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是以内行修谟友爱施于宗族仁厚式于乡间唯恐有伤于物。故以之驱戎，无微功之计，而致谦于缁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终保西陲，而困元昊于一隅。

(节选自王夫之《宋论》)

葫芦河边 

郭文斌

每次回家，当车子从葫芦河大坝上开过，我就会想到我的童年。

小时候，我和川娃喜欢趴在玉米秆搭成的房子里，看着永远不知疲倦的葫芦河水，心想，这些水是怎么来的呢，怎么就流个不停呢，它不累吗，哪儿是它的眼，哪儿是它的手，哪儿是它的脚呢？它这么匆忙地赶路，是要流向何方呢？又是要去寻找什么呢？

川娃家的玉米地就在河边，被无边无际的茵藸地包围着。玉米收成后，我们两人就用玉米秆在河边搭房子。自己搭的房子有一种特别的美，玉米秆散发着太阳的香味，也散发着萌芦河水的气息。父亲说，玉米从一粒种子长成人那么高，除了吃阳光、吃地气、吃肥料，还喝河水。

逢到早年，这河水就更显得金贵。看着一河边的人，桃水浇田，川娃就会得意地说：“还是我爷爷有眼光，把院子打在河边。”后来，要打坝了，这片玉米地也要没了。眼看着一条活泼可爱的河里多出来一个大坝，熟悉的景象不再，让人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惆怅。

大坝打成那天，村里人敲锣打鼓地欢庆，川娃爹却蹲在坝面上，望着玉米地出神。我看到他的眼里噙着泪水。但川娃的好事来了，他爹拿出补偿款，请公社里最著名的裁缝给他缝了一身新衣服，可把我眼馋坏了。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今年回家，儿子嚷着要到坝里划船，我们一家就租了一条小船，在坝里游览。当船行至川娃家玉米地的水面上时，我跟儿子说，这下面，有你爹和川娃伯伯的童年哩！

我给儿子讲自己童年的故事。

记得河坝修成后，我常和川娃在晚饭后到玉米屋，趴在玉米捆上。暮色中的河水有种说不出的神秘，对岸人家的灯光映在河水里，星星点点。蛙声像过队伍一样，一阵比一阵起劲儿。青蛙一定知道我和川娃正竖起耳朵听；才那么带劲儿地演唱。

这是秋天。

夏天的时候，伐和川娃最喜欢烧玉米吃。一垄垄地找，一株株地看，找那些快成熟的玉米，烧着吃。寻个地埂，挖个灶，把玉米放在上面烧得半生不熟，裂嫛一通，然后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吃得满嘴满脸都是黑，变成了黑包公。

春天，最难忘的是在河边割苜蓿。盼着盼着，苜蓿从地面探出绿色的小脑袋，我们就开始拿刃子割了，割满一篮子，回去让娘给我们炒上一小碟。那个香啊，真能把人香晕！

苜蓿既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也带来了春天的恩泽。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能够吃到一碗香喷喷的苜蓿，真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享受。但苜蓿不能多吃，吃多了胀肚，往往一夜辗转难眠。

终于有一天，苜蓿老得不能吃了，我们就割来喂牛。喂牛的时候也要操心，不能让牛吃多。

有那么几天，一河滩的蓝色苜蓿花开放了，给葫芦河穿上一身蓝花裙子。蜜蜂像彩云一.样覆在上面，如金的阳光经它们的翅膀折射到我和川娃的眼睛里，让我俩觉得这世界是如此甜蜜，如此光彩照人。

川娃要折一个玉米秆咀嚼，玉米秆里的汁子就像蜂蜜水一样甜。每年收玉米时，我们都会美美地咀嚼一通。但是这个季节不能，我抓住川娃的手，说： “这玉米秆折了，它身上的玉米棒不就死了吗？”川娃总求道：“就折一个。”我说：“一个也不行，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川娃一听，缩回了伸出的手。

川娃家种玉米时，爹带了我去帮忙。往地垄里点种子时，爹说，你看这种子多神奇，一粒下土，就能长出一株玉米。一个玉米棒儿上，又结着那么多玉米，少说也有二三百粒吧。一株玉米秆上，结四个玉米棒儿，就是一千粒。一粒种子，一下子变成一千丝，神奇吧，种一得千，这就是天理。再说，只有种子，没有地力，它也长不成，没有阳光，它也长不成，没有雨水、河水，它也长不成。一粒种子，要变成一千粒种子，里面包含着多少天赐的缘分呀！

经爹这么一说，手里的玉米种子一下子神奇起来。再往犁沟里点时，我就多了一份感动和珍惜。

在玉米屋里玩够了，就开始“渡江”。这是我与川娃常玩的一个游戏，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特别喜欢《渡江侦察记》这部电影，都崇拜李连长。于是我们俩交换着扮演李连长。只不过，在我与川娃的游戏里，枪是玉米秆做的，帽子是柳枝做的。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随着声声“炮响”，我与川娃的“渡江”开始了！

江面上全是“船只”，那是我和川娃用玉米秆扎的……

如今，随着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在葫芦河东岸落成，随着“文学之乡”落户宁夏西吉，故乡的河越来越出名了。近几年，每逢夏天，我就在这里组织“文学之乡”夏令营，一次次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故事，常常会把我的泪水讲下来。

小船靠岸，要儿去爬山了，漫山遍野的杏花正在怒放。我坐在山坡上，望着葫芦河，再次想起了《渡江侦察记》的台词：

“四姐，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李连长说。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四姐说。

一晃五十多年，我坐在故乡的山坡上，李连长和四姐的影像再次浮现在眼前，我的鼻腔陡然一酸。五十多年，这条葫芦河，一直不停地流着。岸边的父老乡亲，大半已经归去；孙子辈们，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长起来，他们再也不用像我和川娃那样，为衣食所困，也不用像我和川娃那样，要小心地提着鞋，㼆过葫芦河，跑几十里路看一场电影。

但我并不羡慕他们，那曾是属于我们那代人的日子，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课堂，是我们的童年……

(有删改)